陳志武 是海外華人中最能夠以深入淺出的語言解讀中國經濟的財金專家和暢銷書作家。

他是耶魯大學財務金融系終身職教授,專長領域包括財金理論、風險評估、新興市場。他經常發表文章於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 Far-Eastern Economy Review等重要雜誌期刊上。2006年《華爾街電訊》評出的「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作為一個財經學者,他深刻瞭解近代西方金融技術和西方國家財富累計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的制度性因素。因此,他近年來關切焦點在於中國經濟中的制度改革。並從金融角度切入解讀中國經濟與社會文化。

與諸多中國學者不同的是,陳志武反對所謂的中國模式之說,主張西方經濟學說的普世性與持久性。近年來他在中國大陸以及港臺媒體界已有廣大的支持者,在大陸有多本暢銷書,包括《陳志武說中國經濟》、《非理性亢奮》、《24堂財富課:陳志武與女兒談商業模式》(註:八旗即將出版)、《金融的邏輯》等等。

陳志武榮獲2006年《華爾街電訊》評出的「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陳志武作品曾榮獲2008和訊之「年度財經圖書大獎」和「最佳原創學術類」大獎,並入選中國多家專業媒體評選的2008年度最值得珍藏圖書。(和訊是李嘉誠集團下提供財經信息的公司)

 

台大經濟系教授 林向愷 撰文作序

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 郭崇興:
陳志武是繼黃仁宇之後幫助我了解中國的第二個人,黃仁宇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重新詮釋中國歷史,而陳志武則是從西方金融的角度,審視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沈中華:台大財金系教授 阮慕驊:NEW98財經晚點名主持人
林中斌: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教授、前陸委會副主委 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周行一: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特聘教授 林向愷:台大經濟系教授
胡忠信:資深政治評論家 梁文傑: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
陳凝觀:財經專家 張鐵志:文化評論家
楊偉中:旺報主筆 蔡宏明:工業總會副秘書長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推薦序 --- 林向愷 教授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是從金融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作者認為唯有師法「金融乃國富之王道」的西方模式,中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要借鏡西方模式,首先就要體認「民主、自由與人權」普世價值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教授一直提倡的「發展即自由」。由於美國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為其建國的價值理念,故書中所主張的中國應以美國為首,就是要中國接受這些價值理念才能讓服務業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這本書最大特色在於不用中國的過去來理解中國的現在與預測中國的未來,而是藉比較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理解與預測中國。

一般衡量經濟發展表現的指標有: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的變化以及產業結構的改變。第一種指標已耳熟能詳,但第二種的意義更為重要。經濟發展早期階段,製造業取代農業部門,再來則由服務業取代製造業成為經濟的重心。《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想探討的是:做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如何發展以及累積足夠的制度資本 (institutional capital) 讓「金融服務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以及需要何種條件才能順利發展制度資本?

觀察中國經濟不能只看經濟成長率,還要看生產投入要素的數量與品質,例如:制度資本、實體資本、人力資本以及技術知識。作者認為中國現有三億以上勞動的人口,雖足以抵銷中國制度資本不足的問題,但中國制度資本不足已大量體現在不同行業的准入審批、對市場的行政管制,還有許多灰色以及朝令夕改的法令規章,這些將會阻礙廠商的進入也拖延民間的創業,進而影響到經濟學者熊彼德教授所說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的速度。廉價勞動力短期內固可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但無法永遠做為制度資本的替代品,這是中國經濟未來可能遇到的瓶頸。

服務業的發展對制度資本的依賴度更高。舉例說,新聞自由是制度資本重要產出之一,媒體言論受到的限制愈多,就愈報喜不報憂,所收集到資訊的深度與廣度都會大打折扣,造成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資訊的失真度與片面性就愈大、客觀性亦愈低;市場訊息的混濁程度只會愈高,結果以「服務」無形商品為交易標的的服務業在新聞愈不自由的國度就愈難發展。作者曾以一百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發現新聞媒體最自由的國家其服務業也最發達。服務業發展與財產權保護的關聯也很密切,財產權保護愈好的國家,其服務業也愈發達。

作者接著以中國與印度的服務業發展,探討制度資本是否是阻礙服務業發展的因素。一九八O年,印度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六點六,而中國服務業則占百分之二十三點八。到了二OO二年,這兩個國家的比重分別變為百分之五十點七以及二十七點五,顯示中國並未利用製造業的發展帶動服務業的成長。中國與印度同為人口眾多、勞工價廉的經濟體系,各自依相對優勢而發展:中國選擇製造業,印度則利用制度資本的相對優勢發展服務業。一九七八年中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二,但三十年後中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已比印度高出百分之七八十。不少中國學者與政府官員就因此而說:印度儘管有新聞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完善私有財產權保護,印度因而選擇發展服務業,但印度不可能因此而創造出中國這樣的經濟奇蹟。

然而,這種由比較中印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所得到的結論,忽略了印度因制度資本較多,其內在經濟成長潛力比中國要大得多。作者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不改善負責執行契約的司法體系、以及調整負責資訊提供與權力制衡的架構;如果中國對行政權力的約制欠缺實質性進展;如果中國不從事制度變革;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為市場交易者提供更可靠的法律與資訊架構,那麼中國要想在附加價值以及收益率更高的服務業上超過印度,將是非常困難。但是中國若要去發展更高層次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沒有相對應的法律與資訊架構是行不通的。因為司法體系不可靠,人民所能掌握的正確資訊不足,那麼經濟個體從事這種高層次服務業交易的風險會變大,交易意願就會下降。金融服務業發展的核心是提高資產流動性,進而提升使用效率,提高其所創造的價值,而制度資本差別的長遠價值就在這裡。作者認為中國應體認到政經改革的下一步應是什麼,否則將讓中國人勤勞辛苦卻未能累積足夠的制度資本以至於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不如印度。

二十世紀,美國的政經實力來自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為核心價值的軟實力。如果各國的政治制度與價值理念差異很大,一旦跨國的貿易成本高到讓經濟無法快速發展,導致中國商品的出口市場愈來愈小。作者認為中國政府應開始調整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發展與主要貿易夥伴間更密切的關係。當前中國政府在日益複雜的國際政經體系下,面臨的四大問題:第一是如何維護並擴大海外投資利益,第二是如何保護中國在海外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第三如何是利用現有國際政經秩序來保證中國企業的資源供應,第四是中國商品如何向國際市場拓展。

中國經濟強勢崛起,已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磁吸效應,此刻中國也應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與改善做出貢獻,以行動維護現有國際秩序也等於維護中國在海外的利益。中國應該更多的思考軟實力的培育問題,包括價值理念以及制度資本是否具有吸引力與優勢。中國如果想讓美國、日本、歐盟等國的社會更願意接受中國,這種接受應該建立在友善對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而且理念趨同將有利於中國融入國際政經體系之中。以此來看待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義。和平崛起是一種承諾,正因為任何國家都可以作各種承諾,最後世人相不相信還得取決於該國的軟實力及其往後的行動。假如外國人開始相信中國是個異類國家,那麼他們在使用中國商品時會有所顧忌,也不會相信和平崛起這種承諾。

其實,「中國模式」與台灣及南韓在七○、八○年代成功模式類似,只是中國比台灣與南韓規模要大上不少倍,對全球經貿體系影響更為深遠。台灣與南韓模式,簡單的說,就是威權政體制下,政府藉剝奪勞工自組工會及罷工權利,容許企業主或財團壓低勞工薪資以提高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再以出口導向策略創造經濟奇蹟。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愈來愈富有的台灣與南韓民眾開始爭取政治民主,要求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更多的參與,這些皆可視為人民要求政府賦予她們「發聲」(voice)的權利。八○年代末期,台灣與南韓進入民主轉型過程,除了給予人民取得廣泛的政治權利外,亦被允許行使公民權利,使得勞工在勞資雙方議約上處於較為對等的地位,這也是八○年代後,台灣與南韓勞工薪資大幅提升的原因。

隨著民主化進程,司法體系逐漸取得人民信賴,而資訊的提供與傳播亦日趨公開與透明,這些因素使得八○年代後期,台灣與南韓服務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心。面對薪資上漲與環保意識高漲,採取「降低成本」策略的台商,選擇「出走」(exit)到中國以五倍、十倍規模複製在台灣成功的模式,導致九○年代全球化後,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所得停滯不前。不同於台灣與南韓模式,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中國價廉的勞動人口過多,貧富差距並未因而縮小,反倒持續擴大。沒有民主,中國勞工運動要挑戰「中國模式」所造成的勞工薪資不易成長以及所得差距日益擴大兩大問題,幾乎不可能。沒有民主,「中國模式」極易落入楊小凱教授所說的「後發劣勢」困境之中,由於後進國家可以輕易模仿,就可快速發展經濟,所以,後進國家會缺乏從事制度改革的壓力。後進國家改以技術知識取代制度變革,以實體資本取代制度資本的累積,更沒動力在制度上做有利於長遠發展的改革,結果犧牲了長遠發展的機會,後發反成「劣勢」。中國要補回錯過的改革機會,應儘早完成必要的政治民主制度改革,以糾正「後發劣勢」。不然,過去二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未必能保證未來二十年的持續發展。

所有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朋友,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第六章: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一、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中國過去三十幾年轟轟烈烈的改革實踐,不僅帶來了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與生活內容的改善,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戰了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比如制度經濟學。由於制度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在一九九三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一瞬間我們都認識到制度資本或制度成本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可是,當轉過身看看中國的市場制度環境與法治水準,我們又開始納悶:中國的法治與產權保護還相當欠缺,可是這些年中國的GDP卻以年均超過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中國特色還真的能使在其他國家成立的結論在中國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國有中國的經濟學、西方有西方的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判斷制度優劣有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這個制度是否有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與深化。如果一國的制度有利於交易市場的容量最大化,有利於經濟的深化,那麼我們就說該國具有高的制度資本。不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則使交易的成本變高,這種成本通常被稱為「制度成本」。

當然,制度成本不僅僅指在市場交易發生過程中所實際要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包括由於制度障礙而根本無法做的或選擇放棄的市場交易(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包括「本來可深化的市場」但因制度障礙而只能半途而廢或者勉強發展的市場。

制度經濟學關注的核心是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機制。這個聽起來似乎很狹窄,但實際上包括了一國制度的各方面,包括法制、政府權力與制衡結構、司法獨立,等等。比如,行政權力如果不受制約,最後一定會對私人產權與合約權益加以侵犯,因此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問題最終也是一個產權、合約權益的保護問題。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是經濟深化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從事投資的結果,不能知道從交易、投資中獲得的利益能否屬於自己。而經營、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人們停止交易、不願做出投資,即使他們想進行市場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於是市場發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幾十年中國的制度在不斷朝著有利於市場交易的方向變遷,但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其離真正的市場制度結構還相去甚遠,特別是產權保護制度變革還只是近幾年的事情。可是,這些並沒有阻礙中國經濟在近幾十年以年均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這種經歷似乎否定了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其實則不然。促使經濟增長的資本包括自然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即使一國的制度資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出奇的豐富,那麼這兩種資本可在一定範圍內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給定的人力資本與自然資本的情況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潛力並使市場達到最深化的地步,那麼制度資本則是決定性因素。

我們可用勞動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範圍內的替代性來解釋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歷。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對很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對沖高制度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一道理,我們不妨想像這樣一種局面。假如北京市要蓋一棟特別的仿古中國大劇院,用料全部是傳統的青磚青瓦,並且聲稱要用在全國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燒出的青磚青瓦。結果其建築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鎮,決定從景德鎮買來一千萬噸泥土,每噸售價為一百元人民幣,共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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