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對於渴望瞭解「中國崛起」的「世界性意義」的人們而言,無疑是一本深入淺出的佳作。作者雖然坦言是從西方角度出發,卻沒有從俗地提出「圍堵中國」這樣的處方。因為中國大陸崛起的影響及當前對「西方」的挑戰,軍事威脅還遠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的「成功模式」。作者勸告美國,要放棄說教的身段才能並重新樹立典範地位。我認為台灣面對大陸時,也應該取法這點。」

——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經驗的成功,證明了市場經濟與國家管制的專制體制是可以共存的,也因為如此,「北京共識」成為目前的顯學,提供在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華盛頓共識」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其他發展中國家要效法,必須掂掂自己的份量,中國與另一個類似的經濟體委內瑞拉,都有其特別的經濟條件,其他國家難以模仿;話雖如此,經由中國的投資,進軍中國市場,仍可以構築全球支持體系。實現「北京共識」,是中國廿一世紀新的革命輸出。」

—— 郭崇倫,時報周刊總編輯


「我們不接受華盛頓共識,但也不用擁抱北京共識;我們不認為中國會統治世界,但須認識到中國模式的確正擴張影響力。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客觀分析中國崛起背後的內部矛盾以及對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重要討論軸線。」

——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曾幾何時,隨著中國的崛起,北京共識變成大家競相研究的課題。一下子,中國在國際上變成舉足輕重的角色。西方強權感到不適應,中國自己也不適應。中國的發展模式能成為多少國家的典範?北京說了到底算還是不算?經濟與軍事能力的發展,是不是就等於強權?這都很值得大家深入思考,也是這本書啟發人的地方。」

—— 劉必榮,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 世界各國領袖眼中的中國 ::

「過去屬於歐洲,現在屬於美國,而未來將屬於亞洲。這一趨勢是毫無疑問的…….中國過去二十年裡的經濟奇跡是像巴基斯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燈塔。」

—— 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


「我發現,和世界銀行花五年討論談判才能簽訂的合約,與中國三個月就能達成。」

—— 塞內加爾總統瓦德


「西方統治者總是自大狂妄,又愛多管閒事。只有中國恭恭敬敬地把你當作一個國家的代表來打交道。」

——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


「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亞洲人所推崇的東西,未必就是美國人或歐洲人所推崇的。」

—— 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


「中國解決了一個困擾著全世界的威權政府的迷團:國家該如何在放鬆經濟掌控的同時,不會失去對政治的掌控?」

—— 伊朗訪問團官員


「在中國模式之下,你能享受每年百分之十的經濟成長、培養出一群中產階級、國家元首又不用擔心四年後就失業……又能避開民主的種種副作用。」

—— 蒙古蒙古外交官員

 

訂價:320元 特價79折 253元

斯蒂芬.哈爾珀目前是英國劍橋大學的資深研究員,研究的領域包括美國外交政策、英美外交關係、與當代國際安全問題。同時他也是華盛頓智庫尼克森中心(The Nixon Center)的傑出研究員。

在學術成就之外,哈爾珀更具備了豐富的實務經驗。他曾擔任三任美國總統(尼克森、福特、雷根)的外交智囊,任職於白宮與國務院,在中美關係與核武擴散等問題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卸下政府職位之後,哈爾珀開始透過報紙、電視與廣播節目等大眾媒體推廣他的理念。他對國際時事的的評論常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等,也常常受NBC、ABC、CBS等有線電視網訪問。他的上一本書是《沈默的理性中心》,分析為什麼近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總是失誤連連。


第三章
THE CHINA EFFECT
中國效應
(節錄)

新中國的兩張面孔

二〇〇八年九月,世界銀行取消了針對查德政府的一項巨額財政資助。據世界銀行官員的解釋,查德總統德比(Idriss Deby)沒有履行對協議的承諾。二〇〇一年以來,查德政府的大量開支都用在了武裝本國安全部隊上,而沒有用於衛生保健、教育和農業。

數週以後,查德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現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高級官員周永康說,中國對「查德政府推動國家發展的努力」表示讚賞。相對於世界銀行對查德總統德比的負面評價,周永康承諾將擴大中查兩國在貿易、政治和文教領域上的合作以強化雙邊關係。

上面這一簡短的事例,讓我們具體而微地瞭解到「中國效應」這個現象。一些中國觀察家發出中國威脅論的警告已有多年了,但很少注意到中國精湛的外交技巧。正像我們已指出的,中國在全球的崛起是建立在一系列援助政策和商貿行為之上的,這些政策和行為會逐步淘空美國決策者制定國際議題的能力,也會動搖西方金融機構要求非西方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努力。在本章,我將結合具體國家的例子來展示這一過程。

在展開討論前我必須先說明,就像上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的刪,正如華盛頓共識的「結構性調整貸款」和自詡為各國通用的普世性發展計劃在緊要關頭失了靈一樣,在與那些人權記錄不良的國家打交道時,西方國家從過去到今天的記錄也都不完美。舉個例子,美國和獨裁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一直不錯。英國石油(BP)、殼牌(Shell)、雪佛龍(Chevron)等西方石油巨頭一直拒絕公佈每年向腐敗、暴虐的非洲政權(如安哥拉政府)支付了多少酬庸。

在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等前殖民地,埃爾夫(Elf)等法國石油公司利用與當地領導人的特殊關係,在開發豐富的自然資源時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加彭(Gabon)的奧馬爾.邦戈(Omar Bongo)是非洲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統,死於二〇〇九年。在掌權的四十年中,邦戈利用國庫中飽私囊,卻無視於民眾對民主和發展的渴求。邦戈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只有一個,那就是石油。僅法國就向加彭購買了數十億桶原油。邦戈曾有言:「加彭不能沒有法國,猶如汽車不能沒有司機。」

因此,在既有的「石油政治法則」下,為了確保獲取自然資源,大國的手都不乾淨。本章要展現給讀者的是,中國的商業活動如何在不經意間危及了西方國家所擁有的金融影響力和政治吸引力。在圖三.一中,我們比較了近期西方和中國與那些嚴重而且全面侵犯人權的國家的交往情況,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更為深遠普遍。

 

西方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類似查德政府的例子有很多,每個例子都有相似的症狀。北京不再尋求輸出共產革命或主動破壞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但當一些獨裁者和政府和西方世界搞僵了關係後,北京當局樂意為之提供另一條出路,且也確實這麼做了。就像孟捷慕(James Mann)在二〇〇七年寫道的,在世界上隨便挑一個獨裁者,你很可能發現中國正是在幕後支持他的黑手。九〇年代末期以來,北京一直在拉攏被美國和西方拋棄的國家,並且已在全球結成一連串的盟友。下文將會詳述的例子有委內瑞拉、安哥拉、伊朗、烏茲別克、和緬甸,這些國家遍佈在全球各大洲。

烏茲別克

我們通過烏茲別克這個案例來檢驗「中國效應」。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與烏茲別克政府達成協議,美軍得以租用烏茲別克鄰近阿富汗邊界的一處軍事基地,條件是對烏茲別克進行援助,並在軍事上協助該國清剿伊斯蘭極端勢力。然而在二〇〇五年,安集延市(Andijon)的監獄暴動上升為更大的街頭抗議,烏茲別克的武裝力量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開了槍,據報導,此舉可能導致了一場慘烈的屠殺。美國和歐盟隨即譴責了烏茲別克政府,並要求對此事展開國際調查。烏茲別克總統伊斯蘭.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強硬地拒絕了這項要求,並以干涉本國內政為藉口煽動民眾聲討西方。在國際輿論界一片譴責聲中,卡里莫夫突然發現自己有了一個公開聲援他的盟友,中國政府跳進了支持卡里莫夫的陣營。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所言:「我們堅決支持烏茲別克政府打擊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這三種勢力的行動。」

這一表態說明,中國的支援超出了道德層面。烏茲別克已正式加入了一個成立於二〇〇一年的五國俱樂部——「上海五國」,該組織起初包括中國、俄羅斯、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烏茲別克加入後,該組織更名為上海合作組織。二〇〇五年以前,這一組織的功能是解決成員國的邊界爭端。然而在安集延事件發生兩個月以後,中國領導人另有所圖地以上海合作組織的名義發佈了一份聯合聲明,要求美國制定從烏茲別克的軍事基地全面撤軍的時間表。塔什干隨即宣佈終止與美國在反恐領域的一切合作。與此同時,中國宣佈向烏茲別克提供六千萬美元的貸款,用來鋪設一條輸氣管道,該管道可將烏茲別克的天然氣送至哈薩克—中國輸氣管。

中國效應的案例已經形成如下公式:西方政府從人權立場出發譴責某個資源富足的國家,這切斷雙方的聯繫,換來的是這些國家與中國的新夥伴關係。

蘇丹

近幾年,蘇丹已成為中國效應引人注目的實例之一。自二〇〇二年以來,北京一直與蘇丹首府喀土穆 維持緊密的經濟關係,目的是盯緊蘇丹大量的自然資源。雙方夥伴關係的條款是非常典型的中非關係模式——喀土穆允許中國石油公司鑿井並開採原油,為中國廉價商品提供市場;作為回報,中國為蘇丹提供低利息款、外交援助、並以低於多數西方價格的條件承包了大量的公路、橋樑和高速公路工程。

二〇〇三年,達佛(Darfur)地區的叛軍開始攻擊蘇丹政府的軍事目標,叛軍聲稱喀土穆的伊斯蘭政府正在通過不公平地分配國家資源來打壓黑人族群。作為回應,蘇丹政府組建了一支名為「簡加韋得」(Janjaweed)的親政府阿拉伯武裝力量,「簡加韋得」對整個達佛地區發起了全面攻擊,他們槍殺了大量平民並蹂躪婦女。在三年內,衝突導致了二十餘萬達佛人遇害,二百五十萬人流離失所。隨著屠殺在二〇〇三年越演越烈,國際媒體的密集關注使聯合國安理會決定介入此事,以調停暴力。然而,中國政府卻在背後成了蘇丹的主要外交保護傘。

二〇〇四年年初,來自媒體和各國政府的國際壓力都希望蘇丹政府調整其政策。但蘇丹政府沒有理會國際社會的一致憤怒,而是倒向北京的外交羽翼中。聯合國安理會每次試圖通過針對喀土穆的決議時,中國的反應不是封鎖阻撓,就是淡化處理,要不然就是棄權。例如,聯合國一五五六號決議原本要求蘇丹政府徹底解除「簡加韋得」武裝並允許人道主義援助進入達佛地區。在中國做出否決此決議的威脅後,決議草案中的強制性措施都被取消,這使得該決議失去了實質作用。

此後的兩年,擔心西方媒體日益加劇的批評,北京稍做讓步,在呼籲制裁蘇丹石油部門並延長攻擊性戰鬥機禁運的一五九一號決議上,投了棄權票。出於同樣的原因,北京也對一五九三號決議採取了棄權態度,這項決議可能將在國際刑事法庭中起訴大批蘇丹官員。中國還威脅對一項包含禁止旅行和經濟制裁的決議草案進行第二次否決。

在籌備北京奧運會的過程中,由於非政府組織和演藝界名流用達佛問題抵制奧運會的浪潮,北京改變了在蘇丹問題上的立場。這項運動得到了兩位好萊塢巨星的鼎力支持。聯合國前形象大使、女藝人米亞.法羅(Mia Farrow)發起了一項名為「種族滅絕的奧運會」的運動,以此諷刺北京奧運。而簽約成為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的著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也呼籲中國「應該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結束達佛地區「早該停止的人間悲劇」。

二〇〇八年,為了回應批評,中國政府軟化了姿態,督促蘇丹配合國際維和部隊的部署並協助終止侵犯人道主義的行為。當然,與其說這是政策上的改變,不如說是回應國際壓力的政治算計,以此為奧運會的籌備爭取最後的時機。這種變化也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傾向。在面對可能激起對自己不利的國際輿論的議題上,中國人是有所疑慮的(在第七章我們會討論到,美國應該更充分地抓住中國在這方面的弱點)。幾個月後,中國公開譴責國際刑事法庭對蘇丹總統奧馬爾.阿爾巴希爾的起訴。就在中國發出這一言論的同時,BBC 新聞節目「全方位報導」(Panorama)派出的調查小組公佈了一份譴責性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嚴重違背了聯合國針對喀土穆的武器禁運。調查小組在達佛發現了中國的軍用卡車;受中國訓練的蘇丹飛行員駕駛著中國製造的A5 戰鬥機轟炸平民;炮彈和防空武器用來摧毀民房,而這些武器的出廠代碼、型號和編號都直接表明它們出自中國工廠。因此,中國政府否認並拒絕評論BBC 的報告也就不足為奇了。

委內瑞拉

桀傲不遜、作風強悍的委內瑞拉領導人胡戈.查維斯對於中國在全球事務上所提供的另一種選擇是特別熱情的支持者。自一九九八年取得大權以來,查維斯一直刻意將自己的政治形象經營成「反美主義」的代言人,並以此與拉丁美洲、俄羅斯、中東與其他地區建立聯盟。

在國內,查維斯政權已逐漸向威權主義傾斜。批評他的媒體分別受到了鉅額罰款或被取消廣播執照,加拉加斯廣播電視台(Radio Caracas Television)在二〇〇七年就遇到了這種情況。政治異議人士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迫害,諸如恐嚇、或是被子需烏有的罪名指控。在二〇〇六年的選舉中輸給查維斯的反對黨領導人馬努埃爾.羅薩萊斯(Manuel Rosales)就遭受了這樣的威脅。羅薩萊斯最終在二〇〇九年離開了祖國,前往秘魯尋求政治庇護。同年二月,查維斯贏得了修憲公投,取消了總統任期的限制,使他可以無期限地連任。

委內瑞拉的對外關係以反美為最高指導原則:一是與其他反美國家合作,開發共同利益;二是建立能夠協助委內瑞拉在中南美洲反抗美國霸權的機制。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查維斯與莫斯科的新夥伴關係。二〇〇八年秋,查維斯兩次訪問俄羅斯,與梅德韋傑夫總統和普丁總理商談對俄石油銷售以及將石油交易貨幣由美元改為歐元。雙方高調公開的討論還包括在十一月安排一場由俄羅斯核動力巡洋艦彼得大帝號領軍的加勒比海聯合軍演,以及俄羅斯為委內瑞拉購買該國武器提供十億美元貸款。為增加訪問的效果,查維斯還發表了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看法:「那是一場可怕的危機,後果將不堪設想。普京總理和我談論了這一形勢。感謝上帝,俄羅斯和委內瑞拉正在滿
懷自信地前進,我們的合作會越來越緊密。」

在拉丁美洲,查維斯試圖為哥倫比亞武裝力量(FARC)正名,認為它是一個而「政治」非「恐怖主義」組織,以此直接挑戰美國,因為美國、加拿大和歐盟一直把該組織列為恐怖組織。查維斯似乎生怕漏掉華盛頓的任何一根敏感神經,他反覆在公開場合為伊朗的核武計畫辯護,並在對德黑蘭進行的數次高調訪問中大肆宣傳。

另外,在二〇〇九年六月,查維斯認為伊朗總統選舉的結果是公正、自由的。儘管委內瑞拉對美國的咆哮、咒罵不斷,一個驚人的事實是美國是委內瑞拉最大的石油貿易夥伴。如果不是委內瑞拉人對美國消費者的依賴漸漸下降,這對華盛頓來說確實是一個施壓牽制的切入點。但中國又一次搶在了西方前面,對委內瑞拉而言,中國的石油需求越來越大。二〇〇七年,查維斯宣佈,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委內瑞拉的第一石油消費國。根據加拉加斯與北京達成的一系列新協議,委內瑞拉增加了對華「重質石油」的開採和出口量,中國也將為此興建一個座新的煉油廠。

然而,中國本著和平發展、避免與美國直接衝突的戰略,在查維斯威脅停止對美輸油時,中國做出了謹慎的反應,而沒有進一步捲入查維斯的反美鬧劇。這件事情驗證了北京的戰略的高明之處:一面試圖迂迴架空美國的影響力,一面步步為營小心避免美國的憤怒與反擊,在兩者之間慎重的尋找平衡。

 

中國效應在非洲的陰暗面

就像《化身博士》裡的雙面人一樣,北京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上也具有雙重的性格:它一方面挑戰、顛覆既有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它又積極負責的參與全球政治文化。這一雙重身份在非洲體現得最為明顯。人們在研究非洲的時候常犯了以偏蓋全、過渡簡化的錯誤。一般人心目中對於這個多元的大陸的刻板印象,與它的現實情況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正如一位英國殖民者所說的:「非洲並不存在。我應該瞭解——我已經去過那裡。」儘管如此,關於中國人在該地所產生的影響,的確是有些值得注意的跡象。

中國人在非洲的投資既包括私人公司,也包括國有企業,但是民間與國家的利益在此是密切合作、攜手並進的。中國私人和國有公司在非洲投資的擴張受到了官方「走出去」政策的支持。該政策已將投資擴展到了非洲大陸的各個角落,並通過軟貸款、政府補貼、商業發展中心和資訊計畫等整合運作來幫助企業和官員針對不同的國家調整他們的產品和市場。

中國領導人反覆強調,中國在非洲的所作所為可不是慈善事業,他們對那沒興趣。相反的,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在北京和非洲領導人之間建立「互惠關係」,而後者可以通過提供自然資源、市場、以及中國公司的合作夥伴等形式來滿足北京的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國公司將大量基礎設施和工業計畫帶到了非洲,且大多產生了正面效果。

從鐵路、橋樑到醫院、學校、公路、電力設備和電話網絡,這些公司為地球上這塊被西方刻意忽略的大陸帶來了現代化的設施。中國政府也總能適時的取消非洲國家的外債。但是,正如塞內加爾記者亞達姆.蓋伊(Adama Gaye)所評論的,中國對非洲突如其來的興趣可不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關心非洲人。中國在非洲的活動正在產生負面後果,即人力成本遠遠超過了收益。

達格.哈馬紹基金會(The Dag Hammarskjold Foundation)的非洲主義者赫寧.梅爾博(Henning Melber)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作為只不過是「新瓶裝舊酒」,跟過去西方沒有太大差別。他說,畢竟,「中國人來到了非洲,他們幹的事只不過讓人想起貪婪成性的資本主義的醜陋面孔,早在多年以前,這片大陸上多數人民的生計就被它給摧毀了。」 與先前的西方殖民者相似,從中國的非洲政策中受益的是精英、寡頭而非平民。

如果你控制著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你就會得到中國的大筆支票,而且無需面對尷尬的問題——這與殼牌在尼日的遭遇不同,該公司受制於美國的《反海外賄賂法》。這對領導人來說是好事,但對處於其胡作非為之下的民眾來說就是災難了。

中國嚴格的自我要求不干涉他國主權(雖然是按照它自己的作法),這意味著它從不過問公民自由、法治、人權、與民主治理之類的議題在非洲的發展情況。正因如此,中國官員與一些非洲人民之間的關係已經開始惡化,非洲民眾與非洲各國政府對中國認同度的差異說明瞭這一點。在中國的大公司和國有企業進駐非洲之後,隨後一批出口貿易商和小零售商來到當地,提供上至成衣商場、休閒餐飲、下至色情場所的全方位服務。這些後援網絡往往以低價位、低品質的商品擊垮了當地經濟,並逼走了在地的傳統業者。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平等競爭的領域:在非洲的中國商人可以享受到眾多的優勢,包括能輕易地從中國得到資金和供貨,以及得益於勤勞不懈的中國勞動力。

現在,一般的非洲人已經開始對中國人帶來的劣質商品與殘酷的商業競爭感到痛苦。但是,中國在非洲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不僅止於此。經濟史告訴我們,一個社會只有當它有能力從出口原物料升級至手工製造業時,它才有資格邁入「現代經濟體」的行列。這需要工業,只有工業國家才會變得富裕和強大。傑出的中非關係專家克里斯.奧爾登(Chris Alden)解釋道,如果非洲國家希望像中國那樣發展經濟並使國民擺脫貧困,它們必須要超越僅僅是外部世界資源供應者的角色。

這對很多非洲國家來說幾乎不可能,除非它們能脫離作為原物料供應地和劣質產品傾銷市場的宿命。就此而言,北京的掌權者與非洲大陸的交易是問題重重的。北京向腐敗的非洲國家注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贈與和低利貸款。同時,這些國家為中國提供了豐富的自然資源,也為那些無法進入西方國家的黑心商品提供了廣大的市場。

中國在非洲崛起的時機也是一個悲劇。中國開始積極在非洲拓展利益的同時,恰好也是西方國家開始為過去的種種感到懺悔並尋求彌補的時候。從布希政府的新預防愛滋病措施到法國在象牙海岸的維和部隊,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見證了西方對其過去在這片大陸上不當行為做出的公開承認,以及承諾說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幫助非洲長期發展,以擺脫貧困與疾病的糾纏。因為過去歐洲的殖民運動和冷戰時期的強硬干預,這讓非洲人很難不對西方國家懷恨在心。這個歷史背景對中國在非洲的佈局是一大利多。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在二〇〇六年公開說穿了這個關鍵:「西方統治者是妄尊自大的,心中只有自己,不考慮我們的情況,卻又愛多管閒事,而中國卻恭恭敬敬的把你當作一個國家的代表來打交道,中方自己也只代表他自己的利益,因此你只管老老實實做生意就可以了。」

儘管西方在近期展現出了善意並作出了承諾,但與中國的商貿關係已成了一股抵消西方良心的強大力量。表三.二呈現出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和贈與計畫流入了被國際人權觀察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認定的治理不善之國。中國的援助往往集中在宮殿、高速公路、鐵路、發電廠、體育館之類的工程上。其中的一些產生了良好的人道主義效應,如供水系統和小學。但這一趨勢已明顯對西方的主導權構成了挑戰。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援助使他們不但可以求得溫飽,甚至可以緩步發展。這些非洲國家再也不必依賴西方的援助,也不需要迫於壓力而根據西方價值觀進行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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